身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通百姓，对福利国家的向往是毋庸置疑的。所以大家对于居然存在“我们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福利国家”的争论，自然颇为费解。按照大多数人的逻辑，这根本就没什么好争的，有福利肯定比没有强。
  但是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，这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了。因为他们最清楚，用作福利的钱是不会凭空而来的，而所谓的福利用途又包括许多具体方面。普通人会觉得钱肯定是政府提供的，但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，政府不是一个赢利机构，恰恰相反，反而要消耗财富。
  经济学家茅于轼不久前在自己的博客里阐述了对于福利国家的看法，在他的眼中，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来自于纳税人，而且通常政府越庞大，支出也就越多。而建设福利国家赋予了政府扩大税收的权力，就中国的国情而言未必是好事。与其先征税再用于纳税人，还不如少征点税，这样在总体上还能提高效率。
  这样的说法当然建立在福利不过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基础上，并不存在享受福利对象的差别。茅于轼还指出:“福利政策到底好不好，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，又花给了谁？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，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，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，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。”因为，这总好于从一般纳税人身上征收，再用到一般纳税人身上，这种福利政策几乎没有意义；当然，最坏的情况是从低收入群众手里征税，用以帮助高收入的人群，它恶化了收入分配，又降低了效率。
  茅于轼在他的博文中还提出“什么是福利政策的副作用？”很明显，福利政策的副作用是会改变人们努力的方向的。在市场经济中，人们努力去赚钱，也就是创造财富；与之相反，人们在纳税的时候表现消极，但又都想获取福利。
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：对一般人的福利并非必要，对有钱人的福利更是有害的，再加上不良的副作用，这就更没有必要了。
  此外，茅于轼文中下面这段表述也值得我们深思：“只有在福利开支被用于低收入人群时才真正有意义，但前提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，而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。毫无疑问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，最应该享受有限福利的群体应当是最低收入的人群。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经济适用房是否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？显然不是，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块钱的人，而他们绝不是我们社会结构中最困难的群体。”的确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，但是他们买不起房，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，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给住房补贴，让他们自己寻求最佳组合。
  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，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，高收入者也不会强烈反对。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，能够工作的人也不工作，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，财富的创造减少，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。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，也是目前福利国家确实存在的现象。而现实的情况是一旦福利水平上去便很难再降下来，社会福利是否会成为国家发展的沉重负担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。
  面对经济的发展与福利的诱惑，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应该有更多的理性成分。